五十年代的时候有人拿这个问题问朱光潜，朱沉吟良久说：“可能是叶公超”。但是这么一讲马上引来无数板砖。40年代钱钟书就讲过西南联大外文系根本不行，三大台柱中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叶公超太懒。后来我看过叶公超70年代在台用英文写给学生的文章，也觉得他除了风格平易实在是很少亮点，文体尤其差，作文过于随意。叶公超在美国爱默里学院的时候Frost曾经许他会成为中国的泰戈尔。也许钱钟书这一次没有说错，叶公超真的太懒了，more of a man of business，坐下来写文章，他没有那个耐性，辜负了一身好天分。
钱钟书嘛，认同他是中国英文最好的比较多，无论是外行还是学界内。比如孙大雨就讲过，中国搞英国文学的，钱第一他第二。许国璋、李赋宁都以钱的学生自居。复旦前教师“大名鼎鼎的竺蕊”老师也讲过钱的英文最好。老先生自己也不“默存”了，五十年代说过：“全中国（大陆）只有一个半人懂英文”，一个是自己，半个是林同济。我很奇怪的是他没有把自己的师兄徐燕谋列进去，莫非他认为徐燕谋不如林同济？钱还讲过王佐良的英文不如许国璋，但是四十年代早期吴宓要编写一本新词词典，钱向吴吹风说不要找许国璋，他不行。。。
正如钱在很多文章中强调的一样，夸奖之辞得看场合，多数是应景，个别才出于真心。在钱捧人的话语当中，我仔细品味，觉得只有讲两个人的时候隐约含有真意，一个是比他小的北师大的郑儒箴，一个是比他长的南大的楼光来。可惜，郑、楼二位先生都极吝惜字纸，没有留下什么著作，让我们无从检验。郑和钱一起参加过毛选前三卷英译，通希腊拉丁文，罗念生也曾向他问学。硕士毕业于哈佛，四十年代末就学牛津，赶着共产党回国了没拿学位。楼光来先生是中国外语界的前辈，钱钟书考庚子试的时候他就是出题人了。在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讲起他的英文的时候也不惜誉辞。在南京的外语界里，给人的感觉是像张士一、范存忠、陈嘉、郭斌和这些腕们都要让他三分似的。
对钱的英文颇有微词的也不是没有人，比如杨宪益。杨的英文造诣显然是第一流的，其fluency在非以英文为母语的中国人中间罕有其匹，但是他还不是大文体家。就像钱钟书写出的中文无法凭借其文字本身传世一样。钱钟书写出的英文虽然足以令人瞠目（在我21岁的时候看到了钱21岁的英文作品，当时对我的自满情绪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只能只能给自己找借口，毕竟我是19岁才开始认真学习英文的嘛，呵呵），但是你总能在他的英文里头找出一些过于用力的地方。这是一种不自然，在这个层面上讲，我认为他同他的老师温源宁还有差距。温的英文写的是最有趣的，比我们北师大敬爱的前系主任林语堂老师要好的多。
林老师当年在翻译温老师的文章《Hu Shi: Big Brother》的时候，增枝添叶地讲了一句：胡适的英文似比其中文好。我只能理解成这是林老师埋汰胡老师的中文呢，不然实在很难说过去，胡适的英文水平在高手中间只能忝陪末座，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他在西方reading public中的影响最大，连罗素、汤因比都上过他的当。1940年代末，夏志清要去美国，找了英文系主任朱光潜写了封英文推荐信找校长胡适签字，胡校长读罢叹了一口气：孟实的英文怎么这么差啊。呵呵。胡也曾讲过自己不如郭斌和，应该是实话。胡适老师还是一个可敬的人的，我讲的主要是人品，至于学问嘛，呵呵。
林语堂赴美，囊中羞涩时是胡适暗中襄助的，为此林一生不忘大恩。胡适提携后进的事情多多，为人谦谦君子，温源宁形容他的时候用了一个词gallant，如果要是玩连线游戏的话，把一堆形容词和一堆中国学人的名字对应起来，我像胡适将是这个词语的不二人选。不过，据我从某人那里得来的印象以及我的邮件来往的感觉，北京大学的新晋有为青年张沛副教授也属于这个类型的。张老师认为，林语堂博士只是一个二流学者，不才觉得这是对林的定位错误，林老师从来没有以学者自居，他一直都一个轻松的文人，一个有趣的人。在中国的作家圈中，这是一个难得的异类。凭这一点，英文有点小毛病又有什么问题？我总觉得在中国外语界中，最接近林的是梁实秋。但是梁的趣味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是莎士比亚，是辞书，比林语堂更学术。但是梁的英文写的太少，而且就我看到的一些来说，没有给人惊艳的感觉。
林语堂说他佩服两个人的英文，一是辜鸿铭，一是蒋宋美龄。我想所有听惯了辜鸿铭神话的人在读了那本《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之后难免有点小失望。失望是正常的，因为你首先设定了一个那么高不可攀的标准。如果以平常心阅读辜鸿铭，必须承认，辜绝不负一代宗师的名头，更重要的是，他的英文里面有内容，闪耀着真知灼见。这是一本能给你带来阅读乐趣的书籍，但是作为哲学或者政治学甚至比较文化学著作来讲，它都不太合格。学术都是可朽的。把它当作light reading又有何妨呢？
蒋宋美龄的英文的确要比很多人想象的好。你很少期盼能在一个女人的文字中找到那样华美的措辞（女性读者们请注意，我热爱你们，没有sexualism的意思。。。），当然这一点也让刘绍铭颇有微词。她的英文的fluency deserve applause. Fantastic combination.
在男性当中，在这方面要找一个跟她匹敌的，我想来想去也只有顾维钧了。顾外长的英文之流利，远胜他的几位继任（叶公超除外），而且文辞讲究，文采斐然，表现似乎又略胜叶公超。更重要的是，顾维钧有英文的巨著传世，叶却没有。另外在外交界还有几个人值得一提：伍廷芳（著有《America through the spectacles of an oriental diplomat》）伍朝枢父子、王宠惠（二十多岁将德国民法典从德文译成英文，在西方作为标准英译本被使用了六十多年）、颜惠庆（主编《英华大辞典》，著有《East-West Kaleidoscope》）。
上文提到的夏志清，他有个哥哥叫夏济安，早年师生恋失败，一生未娶。作为台大教授的时候，因为口才太差，差点被轰下讲台，还是傅斯年听了课之后力保才呆了下去的。但是夏济安在台湾英文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教出像刘绍铭、余光中、白先勇、叶维廉、李欧梵、董桥这些学生。从教书育人的角度上讲比梁实秋、英千里更有成就。1959赴华盛顿，后来写出一部研究左翼文学的大著《gate of darkness》。抗战时期在四川，夏济安就试图用英文写小说，但是终因笔力不逮，中途作罢。但是他的优点是steadiness，不屈不挠，终成一家。据说在上海的时候，小钱钟书六岁的夏济安就跟钱比赛背诵英国文学名著。这种早年的基本功积累，在后来会被证明是一个无价的经验。
英千里，也就是英达他爷爷，当年和钱钟书一起作为蒋介石英文秘书的候选人。江湖传闻，说外国人认为他是中国人里英文最好的。这种八卦消息危言耸听，而来源往往又非常可笑，也许有某一位外国人在某一种场合不一定发自内心的夸奖被口耳相传添油加醋，最后夸张到无法收拾。英先生的著作我只见到一部中级的英文文法书。从学术的角度上，我认为它价值不大，而且语法学界整个都挺落后的，在语法原理没搞清楚之前，代代因袭语法教条，我实在看不出价值在哪里。而且too many cooks...
沪上英文界，还有一个大腕没有提，那就是被高论甚多的葛传槼先生尊为英文写的最好的全增嘏。全先生是当年《天下》同仁之一，与温源宁、吴经熊、林语堂、邵洵美、姚莘农、钱钟书共事（似乎还有桂中枢？）。当年另有一个说法，叫做英文四大家，其中就有全增嘏。我一直没考证出来另三家是谁。不过当年有英国文学三大家的说法：吴宓、楼光来、张士一。莫不是他们三个加全增嘏构成了四大家吧？全是搞哲学出身的，他的英文作品已经散落无辑。编写了八十年代最著名的《西方哲学史》。这部书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看得令人气闷，但不可否认事无巨细莫不靡备。三十年代全以三万多字篇幅写成，收入名噪一时的商务万有文库的《西洋哲学小史》是一部奇书。冯友兰说：“小史者。。。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我觉得在这部小史中，全先生做到了。
同搞哲学的方东美，在哲学上的成就显然要高于全先生。全氏深陷大陆，学术生命早已死亡，而方先生同牟宗三、唐君毅一样，早已是一代宗师。我恐怕在三人之中，方的学问只深不浅，并且中英文俱美，十分难得，钱钟书就曾赞叹过方的诗文。而像冯友兰、杨联陞，中文很出色，但写英文的时候反为自己的中文所累。陈寅恪先生也是如此，外文虽然学的不少，但是使用起来却少了一点自如。不能达到潘光旦所提的“三分随便”的标准。
还有一个世外高人不常被人提起的，徐梵澄先生。我读他英译的《肇论》，徐先生的英文极其晓畅明白，但是，毕竟不是搞文字的出身，所以要说炉火纯青恐怕还谈不上。
把镜头拉到当下，风头最健的非哈金莫属。但是哈金的英文无论用词再怎么丰富，一看那就是中国人写的英文。跟康拉德、纳博科夫一样，担不起“地道”二字，但是English speaker喜欢，so what the hell。把英文学成哈金的程度是我国外语系那些talent-impaired的同学们的一个现实目标。所以大家不要灰心嘛。如果你缺乏efficiency，至少要persistence，要沉潜莫浮躁，如果这都做不到，没治了。
在党supervise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其实英文流利的人是很多的，但是香港不产大文人，产了也留不住（别拿金庸来反驳我啊，拜托你们了。刘以鬯倒算是一个文人，但人家不写英文不是）。所以很难在香港找到英文绝顶高手。中大的黄国彬教授在这片文学沙漠中（讲文化沙漠不对，香港还是很有文化的），显然是一个奇男子，（差点忘了，已故的香港大主教徐诚斌先生的英文也是宗师级水平。大陆三自的领导人丁光训也不差）。黄先生的外文修养既堪称博大，又算得上精深，在这个年代尤其难得（不過据中大的八卦，黄老师因为出身“官僚主义的大本营”港大，在中大学生中很不受欢迎，呵呵）。而内地走出去的像冯象先生，博则博矣，深恐不足。
香港英译《论语》的刘殿爵教授也值得一提。（恐怕很多人看过Penguin版Lau翻译的《Dialect》，Lau即刘殿爵）。刘教授能做到的事情，到大陆来，目前是没人能办到。
大陆英文界的领袖人物，陆谷孙教授之外，没有第二个人选。陆教授的英文笔语自成一格，充满十八世纪色彩（呵呵），偶尔还夹杂个别chic words，肃穆不失调皮，倒也是另一类风骨。今天刚刚弄到陆老师的讲课录像，发音一丝不苟，流利准确都不差，但是用起来还是终隔一层。陆教授的教育是在文革前的中国大陆完成的，四十多岁才第一次出国，做到如此已属不易。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超越陆先生不是不可能的。正如超越我前面提到的这些名字都不是不可能的一样。
